作为来自航空科研单位的全国政协委员，航空工业制造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李志强每年两会最关心的议题都是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无论是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科研经费使用问题，还是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问题，这一件件建议，从小切口出发，都万变不离其宗。李志强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基础研究有很大关系。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要用政策去引导企业主动加大对研究开发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让企业保持创新的热情，同时也享受到创新带来的实惠。”

尊重创新，激发各类企业科技创新主动性

目前，我国各类企事业单位研发费用税收政策仍然采用加计扣除法。近年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与修订在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支持科技创新，规范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执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等环境的变化，企事业单位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越发重要，研发费用税收政策的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

李志强告诉记者，按照财税〔2018〕99号文的规定，对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采取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研究开发费用的75%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摊销。因此，采用加计扣除法，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企业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对于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的企业而言，加计扣除法对其增大研发投入的鼓励作用较低。

同时，研发费用税收政策没有给予中小企业额外的税率优惠，不利于激励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小企业资金相对有限、经济规模较小，由此引发市场开拓不易、融资难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推动其研发活动的有效开展。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近期中小企业现金流状况普遍吃紧且盈利能力欠佳，导致其实际获得的税收减免额普遍不高。在亏损结转方面，现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尚未弥补的亏损，结转年限由五年延长至十年，但普通中小企业不能享受该优惠。国际上针对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有成熟经验，例如美国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利用研发税收抵免制度抵消替代性最低税，澳大利亚、英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给予更高比率的税收抵免优惠且提供一定额度可返还税收等。目前70%以上的国家均采用税收抵免方式实施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爱尔兰等。

“企业投入研发费用是实实在在花钱的，但是它在享受税收优惠时受所得税税率影响，还受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这是不应该的。这样，企业投入研究开发活动的积极性就会受挫，转而追求短期收益。要尊重和鼓励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李志强说。

实施梯度化加计扣除，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目前，对于企业各种类型的研发投入（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实行统一的加计扣除比例，不能起到良好的投入方向引导作用。“我们这个提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政府用政策去引导企业主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们研究了一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比，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上，企业大概只占3%，而美国是27%，日本约50%，韩国将近60%。近三十年来，日本韩国科技进步这么快，得益于科技型企业的飞速发展。为什么？政府有引导。而中国企业做基础研究投入的可能就是像华为这样的几家大企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如果主体不愿意投入到创新里面去，是会影响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发展的。”

针对上述问题，李志强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是选择部分地区试点，实行研发费用税收抵免制度，即根据研发费用按抵免比例计算抵免额，直接从应缴所得税额中扣除。作为一项税额优惠，税收抵免不受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税收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二是提高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至100%，并将延长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即适用财税〔2018〕76号文的企业范围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展至所有中小企业。同时考虑对中小企业当年不足抵扣的研发费用进行现金形式的税收返还，起到间接给予中小企业研发活动财政补贴的作用，并通过规定可返还税收上限避免优惠政策滥用。

三是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实施梯度化加计扣除比例，对企业基础研发投入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基础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比例至100%—150%，通过加计扣除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带动不同类别研发项目均衡发展，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李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有关科技创新的两会建议一开始准备了5个，都做过细致周密的调研，最后选择了这项，一是因为有的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问题得到了解决；二是因为这个问题更加迫切。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想方设法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做科研、搞创新，让他们知道知识技术是值钱的，不能把科研当日子过，而是要当事业做，这样，企业的创新能力才会提高。国家也要想方设法鼓励企业踏踏实实、心甘情愿地加大研发投入，为企业发展积累后劲，提升整个国家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责任编辑：赵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