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没有一家咨询单位能够连续5年成功申报世界遗产，除了中国的一家央企科研单位——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所属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下称“历史所”）。

历史所，一家央企三级单位，目前员工40余人，近20年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多数都在解决国家重大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难题——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与保护规划，其中不乏世界级的难题。

何谓世界级难题？“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长达10000多公里，跨越2000年，第一个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丝路遗产；杭州西湖，中国第一处以文化景观类型提名并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第一次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建造物长城做出整体保护规划；《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故宫第一份以文化遗产价值整体保护为目标的专项规划，不一而足。历史所对这些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价值提炼和保护规划，发挥了重要守护者的作用。

为了寻找生存路径，历史所一边做文化遗产项目，一边又通过项目研究带动人才培养，引领技术创新，逐渐将多门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技术的创新离不开不变的初心。历史所坚守一颗寻找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底色的初心，长期传承中华文化，走出了一条做精做强的新路。

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历史所自身也由一个依靠国家拨款的事业性研究单位，转换成了一个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国有企业中的研究与生产机构。

跨越古今，沟通中西

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直接关联的古代“丝绸之路”如今已为大众所熟知。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更为久远。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丝绸之路申遗的设想。

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整个“丝绸之路”第一个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

这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境的超大型世界文化申报行动，遗产的时空范围跨越了近2000年的历史年代、5000多公里的地理跨距，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具国际影响力、也是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整个申报过程中，历史所在国家文物局和各级政府的积极组织与推进下，在全国丝路学者与专家的鼎力支持下，承担了中哈吉3国丝路遗产的全套提名文件的编撰、申遗文本的编制、中国境内33个申报点的管理规划编制或指导，以及大量的现场调研、工程设计与指导，最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74.2万字、29册的丝路申遗提名文件。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有关文化线路遗产的理论探索、丝绸之路的价值特征研究以及系列遗产保护规划的技术探讨。

“作为中国人，能承担这个历史文化内涵极为深厚、遗产价值和意义极为深远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任务，此生有幸。”当年项目总负责人、历史所名誉所长陈同滨向《国资报告》记者谈起丝路申遗时说到。

陈同滨说，丝路申遗成功直接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途径；对于传承国际友谊，促进丝路沿线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合作，也具有明显的现实国际意义。

到过杭州西湖的中国人大概都能明白，西湖是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的典范，但西方没有山水美学，要将西湖的世界性意义“翻译”给国际遗产专家听，其难度可想而知。

世界遗产提名文件的核心内容是“突出普遍价值”的研究与阐述，意即强调遗产要“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西湖的世界性地位体现在哪里？

为此，陈同滨和她的团队研究了几乎涉及大半个中国的文化艺术史，最终创造性的提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是中国传统山水美学的景观典范，与此同时，提炼出西湖价值的6大承载要素。

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是中国第一项以“文化景观”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也是世界第一例按照文化名湖申报成功的文化遗产。

历史所所长王力军向《国资报告》记者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历史所在延续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数量可观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工程咨询实践。文化遗产类型涉及古遗址、古建筑群、石窟寺、历史街区等，所规划项目涉及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元上都、土司遗址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玉蟾岩遗址、良渚遗址、楼兰古城等16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之后，历史所完成了一系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解读、管理规划和相关技术咨询，成功促成了杭州西湖、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丝绸之路和土司遗址等2011年至2015年连续5年的中国文化遗产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目前正在推进我国又一项重要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的世界遗产申报。

陈同滨说，在国外，完成一项申遗需好几年时间，申遗咨询多由民间学术顾问和团体推动，像历史所这样年年申遗并且都能成功的咨询单位，世所罕见。

融三门学问，守一颗初心

历史上的文化或信仰传播者往往需要承受漫长的孤独、寂寞与磨难，历史所前后历经了近20年的坚守，才艰难地成长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故事的新时代跨文化传播者。

历史所原由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创立于1958年，高峰时期曾经达到130余人的规模，曾在全国范围开展大量建筑遗产调研与资料采集，今年即将走过一甲子的岁月。

文革前，历史所解散，1978年恢复重建。1983年，刚刚从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老三届”陈同滨进入历史所，成为第24名员工。

上世纪末，在由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变革期，全所仅剩6名在职员工和1名返聘退休人员，以至于当年像陈同滨、王力军、钟晓青等年轻人几乎被认作是“为历史所画句号的一代”。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阵地，而是坚持做对国家民族有意义的事，并以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走做精做强的路子。

在90年代初历史所被停发国家工资之后，陈同滨找到了在地方规划局借调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王祖毅。这位总工了解历史所的学术传统，将宁波月湖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设计项目委托了历史所。经过口口相传，历史所相继接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一阁规划、河姆渡博物馆二期展示工程等项目，当1996年陈同滨和王力军站在河姆渡遗址的回填探坑上时，史前文明的考古遗址现场直接吻合他们的初心，从此约定“今后就走这条路”。紧接着城头山遗址、大地湾遗址、牛河梁遗址等考古类的规划需求也来了，大型的区域性规划需求《吐鲁番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也来了。这条考古遗址保护规划的技术探索之路形成了历史所后续发展的独具特色的核心技术，在21世纪获得国家需求。

“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集成创新，把多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服务于项目，这里头有建筑历史研究、城市规划技术、考古学知识等。”陈同滨说，这三块知识属于三门专业，其中考古学主要是北大和社科院的强项，规划是中规院的强项，建筑历史是历史所的强项。

纯属历史研究的主业做不下去，历史所不得不走向市场，走向市场就得依靠以工程设计技术提供咨询服务。两任所长陈同滨、王力军都是建筑学专业与规划毕业组的，加上建筑历史研究知识积累，以及几十年跟踪考古现场，历史所这一批人将三门学问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独特优势。

技术的背后还有一颗初心。三门学问结合起来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创新，更包含了陈同滨等人对中华文明探索的一种念想。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和很多当年的知识分子一样，陈同滨等人对中华文明发出了疑问，黄色文明落后于蓝色文明？中华文化落后了吗？以前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的问题逼迫他们追根溯源，寻找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底色。

“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的文化遗产应当为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服务，这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陈同滨说。

历史所至今的事业，仍然植根于这一深层追求。

陈同滨说，我们做的是人的灵魂的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事，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比如我们承担的申遗，申遗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获得桂冠，而是可将中华民族遗产的认知、保护、管理和诠释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重新发现和认识民族先祖的杰出智慧，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中定位中华文明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性和贡献，可在增进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基础上促进自觉地文化传承。用遗产的眼光看，从文明的角度论，辅以国际视野的对比研究，必能发现和解释中华文明五千面的文明特色与先祖智慧，增进民族自信与反思。

从2000年到2015年，历史所年年排满了国家项目，然后又接上了《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和《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等重大项目。在多年的高强度技术挑战与应战中，历史所的队伍练出来了，品牌打出来了，技术提升了。

历史所在对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事业的成功探索中有效结合了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由一个依靠国家拨款的事业性研究单位，到几乎发不出工资，再转换成一个具有良好经济收益、代表行业技术前沿、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国有企业中的研究与生产机构。

未来守护者何在

昨日的辉煌属于过去，作为国有企业中的历史所，未来仍面临诸多挑战，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新一代年轻人的发展需求等，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需要更顶层的改革并加快落地实施。

陈同滨说，文化的属性不能等同于经济，虽然有些文化遗产可以兼顾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挣钱绝对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她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民族与国家不断发展的根系，是一个民族用来识别自己身份、一个国家用来见证自身历程的，也是人类用来发掘、发现和领略祖先智慧和创造力的。她具有帮助当代的人们发现昨天、理解今天、指导未来的作用。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一个民族建立或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途径，它具有提振民族精神的大能量！

历史所从事的是文化事业，又是一家央企科研单位，这种独特性也带来对其长远发展的忧虑——“小语种”，与其他强调创新、专利、成果转化的科研单位不同，历史所属于软科学，给国家的贡献也是软实力的贡献。

王力军说，历史所从事的科研主要是围绕建筑遗产的基础理论和保护与传承的应用技术的研究，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对提升团队的学术水平、强化团队服务社会的能力、塑造团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科研促进企业生产力的途径。集团和中国院在科研型企业体制下，在政策上为历史所建立科研与生产相互促进的模式提供了全力支持。历史所将继续探讨以传承学术传统、服务社会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陈同滨提到，在历史所近10年的发展中，很幸运的遇上了连续两届颇有人文情怀的企业领导，对历史所的事业不仅真正支持、而且真心欣赏，属于价值观上的认同，这对我们的坚持初心是极为重要的！但在长期的团队建设目标下，与市场经济下的应有课题研究相比，如何解决为国家需求和公益事业服务的企业科研人员的待遇水平是个突出问题，应当让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

现今，历史所在国家重点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上持续发力：

大约距今5000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先民就开始筑城建国，真实完整留存至今良渚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今年1月，“良渚古城遗址”已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推荐、作为2019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有关良渚遗址申遗的价值研究、管理规划以及全套提名文件达16册、约184.1万字，是历史所借此向世界讲述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力作。

2019年中，申遗结果将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公布。这件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关心的大事即将世界瞩目。(国资报告记者 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