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 ，诗云：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曾经，关内是繁荣昌盛的中原，关外，则是一片荒芒与萧索。

近百年来，山海关外的这片土地曾一度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的汽车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最早成立和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钢，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等等，均建设在东北。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却数次遭遇了挑战。上世纪90年代初，曾出现过经济失速的“东北现象”，近年来，东北现象再次出现，山海关，也似乎再一次成为东北和其他区域的阻隔。人们说，投资不过山海关。

东北怎么办？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长期以来，围绕东北经济的讨论很多，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首先，东北经济的衰落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现象。1993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为11.01%，2003年实施十年振兴前，比例为9.53%，十年振兴之后的2013年，比例降为9.19%，2016年，则进一步降为7.05%。显然，虽然历经改革、脱困和振兴，但东北经济边缘化的趋势并未改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经济不仅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还被中部、西部省份赶超。

其次，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不仅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部分传统支柱产业亦出现优势不明显的情况，成熟产业则呈现缺位状况。东北高新技术企业仅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的5%，2014年，东北地区的高技术企业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50家。一般而言，一个省的支柱产业，应该也是该省的优势产业，然而，辽宁的装备制造业、吉林的汽车制造业近年的产值和利润增长低于同行业全国平均水平。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起来的许多成熟产业，如手机、电脑等高技术领域的成熟产业，家电等消费品中的成熟产业，东北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位的。

有人将东北经济失速简单归结为国有经济占比过高。不过，从统计数据来看，2003-2013年，东北三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均呈下降趋 势，其中辽宁降幅最大，从2003年的61.3%，降到2013年的23.87%。然而，2007-2013年，重庆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高于辽宁，但经济增 速高于辽宁。同样的例子还有贵州，2011-2013年，贵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高于辽宁，但经济增速亦高于辽宁。

第四，东北不仅是国企大省，更是央企大省，而且，吉林和辽宁二省，央企与地方国企产值的比例悬殊。2015年，吉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地方国企的产值仅为中央企业的4%。其中，一汽集团一家企业，营收就占了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一半以上。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地方国企产值为央企产值的26.1%。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地方国企的产值也小于央企，2015年，地方国企为央企的81.0%。所以，振兴东北，央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东北的经济和企业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近年来，除了东北，以能源、原材料等产业为主的省份，面临的压力都很大，比如以煤炭为主的陕西，以钢铁为主的河北，等等。再从世界范围看，英国的伯明翰、朴茨茅斯、曼彻斯特，美国的底特律、匹兹堡，在传统工业衰退之后，都迟迟未能实现成功转型。因此，有专家强调，别把老工业基地振兴、资源城市转型、产业结构失衡等视作东北特有困难，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依靠拼资源、拼环境，外延扩张型增长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新技术、新生态、新经济为代表的质量效益型增长。

我们看到，凡是资源加工型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方，凡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就大一些，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而结构变革起步较早的地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较好的地方，市场化程度和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结构变革的挑战，赢得先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因此，东北的经济和国有企业要想改变当前的现状，唯有进一步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016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加快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等意见、方案和通知，东北经济和国有企业，也已经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

2018-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山海关不会阻隔东北改革和发展的脚步，在不久以后的将来，东北地区一定会把产业振兴、区域合作与国企改革对接融合，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国资报告记者 原诗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