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4月23日，在航空工业“书香·航空”读书周闭幕仪式上，航空工业唯一的两院院士顾诵芬走上了讲台，讲述了他与徐舜寿、陆孝彭等人一起四处找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航空技术的故事，追忆不断创造我国航空工业史上众多个第一的流金岁月。当听到来自航空工业沈阳所的李志提起他所交代的写书事情正在有序进行时，顾老特别高兴，勉励学生一定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多下点功夫，把书写好。”

时隔一个多月，6月5日，顾诵芬出现在航空工业科技月启动仪式上，从院士大会回来的他，深切地呼吁航空工业要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加大航空应用基础研究，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要沉下心来、要坐“冷板凳”，为自主创新拼搏奋斗。

时年已88岁高龄的顾诵芬院士，用他的身体力行践行着航空人毕生无悔的报国之志、用于攀登的创新之志，并正在用实际行动让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呼吁青年们共同打造新时代的航空强国。

少年立志 航空报国

顾诵芬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更是我国的国学大师。那么国学大师的儿子缘何不继承衣钵，而跨界进入航空工业这样的高科技产业？针对这一问题，顾诵芬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给出过答案。

“1935年，我父亲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我们全家迁居北平，住在燕京大学附近。”顾诵芬回忆说，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进攻华北。“当年7月28日那天，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我们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时隔72年，顾诵芬对那一幕仍记忆深刻：“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我家最多不到两千米，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顾诵芬说，当时人们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幸好燕大的一位老师韩汝霖，是刚从德国回来的，在德国有过经历，他告诉大家立刻钻到桌子底下，防止屋顶被冲击波震塌而受伤。

时年7岁的顾诵芬，在纷飞的战火和呼啸的战机中，明确了自己的初心，立志投身航空事业，保卫祖国的蓝天。

事实上，顾诵芬自小就钟爱航模，他从美国《大众科学》杂志（PopularScience）中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法。1945年，父亲从上海开明书店买到一批苏联航模制作方面的书，他发现照当时的家里条件，都能做成，如用橡筋为动力的汽车模型等。顾诵芬当时居住的院内都有一处开阔的场地，为他发展对航模的爱好提供了条件。他回忆道：“不仅可以看书做飞机模型，而且还可以到院子里去放飞，这样更促使我对搞飞机有兴趣。”

顾诵芬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更是成就了他日后的伟大事业，成就了我国飞机设计领域中的一代大师。1947年，顾诵芬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他曾先后参加过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考试，3个学校报名的专业都是航空学。事实上，最终他获得了3个学校的录取名额，却出于母亲不愿意儿子离开身边的缘故，最终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

走进航空 英雄辈出

1951年4月29日， 航空工业局（代号第四局）成立，局址在沈阳。就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屠基达、顾诵芬等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航空工业局。屠基达等人到了工厂，毕业成绩最好的一位——顾诵芬留在了局机关。在这里，时年21岁的顾诵芬遇到了徐舜寿、黄志千等当时中国最优秀、最权威的飞机设计专家和航空科技人才，这对他一生从事飞机设计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顾诵芬第一次见到徐舜寿是在1951年9月，那时徐舜寿是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的副科长，负责审查俄文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顾诵芬经常向徐舜寿请教图纸上的俄文技术术语，他感到徐舜寿很像在学校时的老师。

徐舜寿对顾诵芬而言，是属于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良师益友。徐舜寿的敏而好学、刻苦钻研既与顾诵芬志趣相投，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顾诵芬回忆，在与徐舜寿一起出差的时候，看到他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硬卧车厢里，把随身携带的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稿纸就开始翻译。他的翻译水平很高，半个小时就可以翻译2页，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徐舜寿在去南昌的旅途中把康恩《飞机强度学》一书译了出来，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借助字典。这本书于1954年3月出版，广大读者认为这是一本对飞机强度计算通俗易懂、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参考书。而译著所得稿酬，他一如既往地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彼时的四局内部学习蔚然成风，年轻人开始走上讲台，顾诵芬安排给大家的讲课任务是讲航空概论。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像样的教学设备，只是局教育处有一些苏军给航校讲课时用过的挂图，顾诵芬就从中挑选了一些，带去给他们讲。他讲课的效果很好，后来局党组要安排学习，也都请他讲。

另外一位令顾诵芬尊敬的良师益友当属黄志千。在第一技术科，徐舜寿在争取局领导的同意后，在科里设立了设计组，他将当时在教育处工作的黄志千请来担任了设计组的组长，当时设计组有李在田、程不时和顾诵芬等几个成员。

“当时航空工业已从修理、配造走上了整机仿制的道路，并已开始了自行设计的萌芽，这也是我们一致向往的。在志千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协助320厂准备拉-9机翼静力试验的资料。为雅克-18考虑喷农药的方案，也都是在志千同志带领下干的。”顾诵芬曾在《怀念志千同志》一文中写道，志千同志对我们这些晚辈十分关心，要求具有严格的工程素质，我自己受益最深。我在处理技术问题，特别是技术数据时，往往凭记忆。志千同志则一再告戒必须查文件，记忆难免有失误之处。万一失误，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勇者无畏 绝命飞行

歼教1的设计制造和新机试飞都是新中国飞机制造史上从未做过的全新的事。而这架飞机气动布局的任务落在了顾诵芬头上。由于这是涉及飞机设计的最前沿关口，顾诵芬直言当年压力很大。

面对种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把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

为了寻求机翼进气口设计的方案，顾诵芬来到北航寻求帮助。当时北航还是在建校时期，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只能晚上去。顾诵芬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晚上跑北航，查找并抄录资料。当时没有其他手段，只能买硫酸纸，把有用的图描下来。那时到北航的路还没有修好，还没有三环路，只能从黄亭子绕过去，晚上也没有路灯，就这样跑了一个星期。还自行车的时候才发现前叉已经裂了。

经过全体参研人员努力，1958年7月26日，装备喷发1发动机的歼教1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那一年，顾诵芬年仅28岁。

随后，歼8飞机开始启动。顾诵芬又开始投入了新的战斗。1969年7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在沈阳首飞成功。徐德起写的《呕心沥血为新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一天，试飞机场上人们屏声静气地注视着跑道一端的歼8，顾诵芬同志手掐秒表，准备测算歼8滑行时间。飞机飞起来了，秒表测得的数据与计算完全相符。20分钟后，歼8返航，首次试飞成功了！观看的人群一片欢腾！当时一些人去赴‘庆功宴’了，他却悄悄离开人群，去思索下一步试飞方案。”

“以后飞了五六个起落，到要提速时遇到了振动的问题。”顾诵芬已经开始进入了另一段研究进程。“后来我想还是到天上去看歼8后机身的流场，到底气流在哪里分离？”顾诵芬下定了决心。

歼8飞机试飞员鹿鸣东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于1978年，用歼教6飞机带着顾诵芬同志，亲自到空中跟随歼8机，观察并拍摄歼8机的飞行流线谱。当时顾总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他不畏艰险，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观察拍照飞机的动态，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教育了所有参加试飞和研制的人员。”

试飞小组的同志负责买来红色毛线，并把它剪成20~25厘米长，粘贴在机尾罩的前后，围绕机身，按毛线条长度一排一排地分布在其表面。当歼8飞机在空中分别以一定的马赫数飞行时，顾诵芬每次飞行总是聚精会神地观察毛线条的扰动情况，哪怕是一丝的变化，他都记录下来。飞行后，冒着烈日阳光和酷热的机尾罩认真检查毛线条的损坏情况，讨论分析气流的流动情况。最终提出对机尾罩进行针对性的更改，彻底消除了歼8飞机的跨声速振动问题。

嗜书如命 突破创新

谈到顾诵芬，曾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1965年分配到六院一所的孙卿有这样的一段介绍。“我到了所里，第一次听顾总讲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像他这样的，我只是在大学里见到过一次，是听钱学森先生讲课。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所见到的工程技术人员中，不论名气有多大，从没有第二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接替顾诵芬担任601所总设计师的李明谈到顾诵芬在跟踪国际航空科技发展、重视掌握国外技术资料方面的情况时说：“我到了总师办工作以后发现，所里有一笔经费用于订阅外文资料，每年来了资料目录，都要送到顾总手里，其中的内容是很广泛的，非航空的也有，就由他来选订。他勾了、订了，资料一来，他第一个看，而且都看。后来他离开601所，我接他的工作，他对我说，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了。

20世纪90年代对俄合作，我与他一起到莫斯科，一有空闲，他就拉我去书店，我对莫斯科的书店不熟悉，他都知道到哪里找有用的书籍，需要的就买回来。从顾总这里，我悟出作为一名总设计师，必须掌握国外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这样才能满足国防安全和军方的需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601所原副所长杨凤田讲道：“由于顾总博学强记，一些期刊都存记在他脑海中（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使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如受油机探头噪声、霹雳11导弹下视直波失锁、霹雳12导弹机弹分离等），找到他，他都能立即给出NASA或AGARD报告号，你去一查果真是你要参考的内容，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航空科研工作者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大家眼中的顾诵芬就像一本活的航空工业百科全书，而这样深厚的背景，只因为在新中国白手起家的航空工业中，一切都需要从零做起、从书中学习、从世界先进技术中学习。而这样的学习还异常迫切，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这份迫切，体现在“洗脚也要看书”，体现在告诉爱人，结婚后可不能偶尔的逛公园、看电影，因为还得看书。事实上，自1962年婚后，顾诵芬夫妇二人一个月左右进一次城，他去书店，她去采购食品家用，再于书店会合后一起回家。

培养人才 传承发展

姜作范，1970年调入601所，在气动室负责气动导数专业。后来，在601所担任了人事处处长、一所外场试飞外机研究室主任。回忆起刚进所时的情景，姜作范说：“作为专业带头人，顾总不仅熟知本专业的现状，实时跟踪本专业领域内飞速发展的国际先进技术成果，并能针对飞机研制工作中的难点，找出国外研究报告用以参考、指导攻关。他在飞机设计方面，尤其是气动力设计领域，对美国、西欧等航空工业先进国家的研究报告文集，如NASA、NACA、AGARD、AIAA等，每期都仔细阅读，对针对性强的技术报告他都能熟记。

有一次在讨论完歼8飞机在马赫数0.86时的振动问题后，他对我说：‘走，我带你到情报资料室看看，你也开开眼界。’他向我介绍了哪篇技术报告是什么内容，在哪个刊物的哪一期里，说得准确无误。这时，我才觉察到，他在技术攻关会上谈到的某些技术见解，都是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翻看了大量国外报告得到的启发，指导大家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当时我们学的都是俄语，还没有开始学英语。顾总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英语，才能掌握这些知识。

我们常常看见上班时，顾总夹着一本书，从家走到办公室；下班时，他还夹着一本书，从办公室走到家。家、办公室，他都离不开书。在出差的外地宿舍里，他仍在看书。”

对于年轻人身体力行的教育和引领，让顾诵芬在年轻人中没有了距离感，大家普遍觉得顾诵芬“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

正是这样一位我国飞机设计领域的大师，顾诵芬用他鲜明的个性写就了斐然成就。2001年，因歼8Ⅱ研制成功，顾诵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传承着徐舜寿、黄志千等老一辈航空人的执着精神和科研主义，更为航空工业的后来者们塑造了榜样，激励着几十万航空人共同建设新时代的航空强国。

 

【责任编辑：李巨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