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春（图中）  方淳摄

在中国的飞机设计师群体中，陈迎春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干了35年飞机设计，他先后担任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C919大型客机常务副总设计师、CR929中俄远程宽体客机中方总设计师。以一己之身，先后担纲三款民用飞机总师，在世界民机制造业都比较罕见。

为了研制C919，中国航空人又一次全国总动员

“C919的总体设计方案，其实从2008年3月就已经开始设计了。同年7月，我被任命为C919大型客机副总设计师。当时整个C919总师系统只有两个人，吴光辉总设计师和我。”回忆起十年前C919开始研制的情景，陈迎春的语气淡定而从容。

随着国家研制大飞机的战略逐渐清晰，C919的研制团队很快壮大起来。在位于龙华的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前身），在位于大场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前身），在徐汇漕溪路的航天大厦，来自全国航空工业系统48家单位、20多所高校的500多名专家，和陈迎春一样，汇聚到了上海，集合在中国大飞机这面高高树起的旗帜下，向着大飞机梦开始了进发。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运十’项目之后，中国航空工业又一次全国总动员。中央一声号令，全国航空业界的专家们，都赶到了上海，加入C919联合工程团队，都来为大飞机这份事业出力。”陈迎春说，“这就叫举全国之力，聚全国之智，集中力量干大事。”

从外地来沪的专家们，一开始吃住都在宾馆。几百号人挤在宾馆里一起搞设计，开小会在房间里开，开大会就到宾馆会议室里去。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都无暇去计较这些待遇，都想着赶快把总体方案拿出来。”陈迎春认为，这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一是来自于对国家战略的坚定信心，二是来自于对大飞机这份事业的热爱，“第三吧，自从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我们这些搞飞机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这股劲，从搞军机开始，就没松过，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地拼命干设计。民机这一块，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短板，这股劲当然更不能松。”

这支联合工程团队，在吴光辉、陈迎春带领下，硬是在这样恶劣的办公条件下，完成了C919大型客机的总体设计方案。

设计一个翼型做了上千个方案，跑遍了国内外的风洞

“C919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在机翼的设计过程中，有很好的印证。”陈迎春告诉记者，为了确保C919翼型的先进性，设计团队前前后后做了1000多个设计方案。“如果没有先进的超算计算机，靠我们设计人员手工或传统的计算工具来计算分析，哪怕1个方案只需要算1天，全部算完那也得1000多天，这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在位于上海和国防科技大学的超算中心完成超算后，1000多个设计方案中优选出了4个方案，并制作出了试验件，接下来的工作是“吹风”。

所谓“吹风”，就是风洞试验，把试验件拿到风洞里面去吹风，模拟各种复杂的飞行状态，以测试其空气动力学性能，验证与超算分析结果的吻合程度。

风洞试验一上来就遇到个难题——国内没有足够大的风洞能放得进C919的机翼！“10年前，由于财力和技术发展水平限制，国内像风洞这样的基础科研设施还不够发达，尺寸建得也偏小，必须寻找更大的风洞才能满足试验的需要。”陈迎春回忆。

国内没有，就只能去国外找。C919设计团队基本上把世界上能够合作搞民机风洞试验的机构都联系了个遍。

但是，找国外供应商做风洞试验存在三个难题，一是周期长，做个模型动辄花半年时间。二是成本高，几百万元人民币就吹一次。三是一开始国外供应商只提供数据，我方不能参与风洞试验过程，只能拿着数据事后去分析；后来经过努力，我方可以参与试验过程了，这个难题算是解决了。

通过建模超算、风洞试验等一系列设计实践，设计团队最终明确了一体化、弱激波的先进设计理念，在C919大型客机上成功应用了完全自主设计的超临界机翼，刷新了中国民机研制史。

同时，团队也积极地与国内各大风洞试验单位合作，帮着提需求、搞方案、找外援，积极推动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民机风洞试验力量。目前，哈尔滨、绵阳、沈阳等地先后建立起了大型风洞，可以越来越多地承担ARJ21、C919乃至将来CR929风洞试验的任务，对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与俄罗斯合作，研制一款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飞机

陈迎春作为型号总师全程参与大飞机事业，是从ARJ21新支线飞机研制开始。“领导要求我们到上海来支援民机项目，我是第1批到的4个人之一，一来就被任命为副总师，主管总体气动方面的工作。”陈迎春回忆道。

负责总体的工作，注定了陈迎春往往只能“享受”型号研制从开创、困难到大干一场的阶段，而很少能够完全分享到团队成功的喜悦。比如ARJ21飞机首飞时，陈迎春已任C919副总师。C919首飞时，陈迎春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了CR929项目。“飞机总体气动的工作就是这样，必须走在其他专业的前面。”陈迎春淡淡地说到。

C919成功首飞后，陈迎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享受成功，CR929中俄远程宽体客机的研制任务早已经把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打个比方，如果把研制ARJ21新支线飞机时的大飞机人比作红军，研制C919大型客机就是新四军了，而现在干CR929宽体客机就是解放军了。”陈迎春这样比喻他所经历的三个民机型号。

“CR929的一个特色是，它是中国航空工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和国外的对等合作，资金对等、技术对等，而不是以往的我们出钱、出市场，老外干活，技术到最后还是老外的。”陈迎春话里透着自豪。

“既团结合作，又独立自主、创新发展。这是我们和俄方团队合作的一个准则。毕竟这么多年、这么多型号干下来，我们基本可以做到心态上不慌不乱、心中有数，行动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目前，中俄双方的合作很顺畅。我们团队现在经常开启中俄两地办公模式。”陈迎春开玩笑道。

信手填的大学志愿，填出来一个型号总设计师

走上飞机总体设计这条道路，陈迎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

1979年，陈迎春在江苏参加高考，一共可以填报5个重点志愿。前3个志愿都填完了，都是当时重点大学热门的地质、核工业之类的专业。再填后面2个志愿，陈迎春就有点吃不准了。问老师，答查招生目录简章，找2个重点大学填上就行。陈迎春好不容易找来全校唯一的一本招生目录简章，信手翻完，提笔就填了个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专业。

“填完了跑去问老师，空气动力专业是学啥的。老师答，不知道啊，难不成是搞空气锤的？石油钻井的那种？”陈迎春笑言，“第二天，老师又专门找到我，说帮我问过了，空气动力学厉害着呢，是搞导弹的，钱学森就是搞空气动力学的。”一直到被西工大录取之后开学报到，陈迎春才弄清楚，学校空气动力学专业是搞飞机的。“搞飞机也挺有意思，慢慢地我就喜欢上了，一干就是30多年，从来没变过。”

从军机研制到民机研制，35年弹指一挥，陈迎春一心扑在了他喜爱的这份事业上。“我觉得，这一行是值得年轻人为之踏踏实实奋斗一生的。”

从军机型号，到ARJ21、C919、CR929三大民机型号并举，陈迎春见证了中国大飞机从零起步，艰难而执着地迈过一个又一个沟坎，迎来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责任编辑：李巨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