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联酋，每一个参与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的志愿者的监测手环上，都写了这样一行字——为了人类（For Humanitiy）。杨云凯说，这个创意是由合作伙伴提议、长城项目组整体策划的，以此表明全人类命运与共、共同抗击病毒的决心。

杨云凯是中国生物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有28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从7月9日随项目组来到海外开展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以来，她有将近200天没有见到家人了。“出来的时候，大家奔着要把实验做成的目标去，一转眼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只要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能尽快投入使用，大家都觉得付出是值得的。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信心倍增

杨云凯已经记不清从哪天开始就忙了起来，她只记得2020年春节就一头扎到新冠项目里没有休息过。在疫苗研发初期主要负责制定动物安评试验方案，并在完成试验后着手申报临床批件。

动物安评试验是疫苗研发必不可少的一步。面对庞大的研发需求，试验动物明显不够用。3月初，各地在疫情防控上严阵以待，用于试验的主要动物——猴子进不了京，“实验动物紧张，下一步就无法进行。”杨云凯克服重重困难跟有关部门联络，帮助办理猴子进京手续，随后又盯着团队完成每个实验环节。“那时候没有失败了反复重来的时间，又是个新产品，用多少剂量、走多少程序、能不能在最短时间里得到最好的结果，都是未知数。”

好消息很快传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3月8日至4月7日开展的动物安全性评价工作研究结果显示，动物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和不良反应。这意味着可以开展临床试验了，杨云凯立即着手临床批件申报工作。4月12日，武汉所申报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成为全球首家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那天刚好是我48岁生日，非常开心啊！”半个月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也传来同样的喜讯。

不容等待片刻，两家研究所均在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当天就开展了新冠灭活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而批准企业同步进行两期试验也是中国药监局在应急审批上的创新。

“没有人顾得上休息。”工作28年来，杨云凯经手的十几项临床有四五个已经上市，包括OPV、IPV等临床研究。这次临床她主要负责制定试验方案，并在技术上给出指导。在疫情期间完成试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而试验完成后，疫苗有效没效，揭盲就特别重要：结果好会给大家信心,结果不好又得重新研发。“其实对于疫苗临床来说，每次揭盲都是这样，不过大家对这次疫苗的期待太大了。”

6月16日和6月28日，武汉所、北京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盲态审核暨阶段性揭盲会先后均在北京、河南两地同步举行。杨云凯见证了两次揭盲现场，回忆起来她仍有些激动：“揭盲的结果都显示，按照两针间隔28天程序接种两剂后中和抗体阳转率达100%，证明了我们的疫苗是安全的。所有人都信心倍增。”

使命当前，绝不退缩

事实上，完成Ⅲ期临床试验是疫苗最终研发成功的关键。

“没有Ⅰ/Ⅱ期的数据开不了Ⅲ期，而Ⅲ期的数据决定了疫苗能不能上市。”杨云凯说。这也使Ⅲ期临床试验与Ⅰ/Ⅱ期有所不同：必须要让受试者有机会处在病毒存量较多、疫情未受控制的区域，且需要人数众多的受试者。中国生物积极推进Ⅲ期临床的海外合作，并在6月23日获得了阿联酋关于新冠灭活疫苗国际临床（Ⅲ期）试验批准文件。项目团队组建工作随即启动。

接到7月9日出发的通知那天，留给杨云凯的准备时间还有不到一周。其实这一刻对于她来说，是已经在思想上准备好了的。“一路跟这个项目，我有责任去，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杨云凯没有丝毫犹豫。

但她不知道怎么告诉将要参加高考的儿子。因为疫情，2020年高考推迟一个月举行——刚好和出发的时间重合，杨云凯担心会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打乱备考节奏。但让她欣慰的是，儿子不但理解她的工作，还说考试不需要她陪，叮嘱她在外面保护好自己。

7月9日早上7点，国药集团生物制品事业部总裁、中国生物党委书记朱京津率领北京生物所、武汉生物所、中疾控、河南疾控中心等29人组成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长城项目（Ⅲ期临床）组”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9人中，最大的是“60”后，最小的是“90”后，他们有的从家里起早赶到机场，也有的5点起床先去单位取了实验器材后再去和大部队汇合，很多人的行李是临行前抽空收拾的。

“新闻里说病毒蔓延给经济带来影响，看到眼前空荡的机场，心里的体会更深了。”杨云凯当时心里只有一种使命感，把疫苗提供给社会——不仅为了保护健康，也为了让人们回归原来的生活。临行前，国药集团特意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式，“更让我们觉得要把这件事做好。”

“困难只是暂时的”

经过8小时飞行，项目组抵达阿布扎比，入住到当地一家距离接种点二三十分钟车程的酒店。此后的近200天时间里，在阿联酋展览中心开展试验的成员就这样每天往返于酒店和接种点之间。

“阿布扎比当时是疫区，包括后来试验进行过程中，每天也有1000多人确诊。试验要完成，铠甲也得穿好，所以我们当时是接种了自己研制的疫苗后出来的。”杨云凯说，一直和活病毒打交道，在心理上也免疫了。

抵达后的隔离期间，项目组并没有闲着——通过线上会议和合作方筹备试验的前期准备工作，跟当地的研究者、临床实施机构商量计划，包括和对方明确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怎么招募志愿者，并确定好每项任务的负责人。杨云凯坦言，在境外开展试验的难度从这时候开始就表现出来了。

“每个国家的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的疫苗临床经验又比较少，试验怎么做、采血流程是什么、怎么处理血清样本……召开电话会议时，我们不止一次在类似问题上激烈讨论。”杨云凯并不觉得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统一方案标准、规范方案执行才是最难的，“只有所有现场的实施标准和实施流程一样，将来才可评价。”她总结说，双方一路走来是相互说服的过程，最重要的是确保试验的规范性。

7月16日，准备工作就绪后，项目组在阿布扎比率先启动入组。此前一天，阿布扎比卫生部长艾哈迈德作为志愿者接受疫苗接种。“我们在现场见证了这个时刻。”

但这不意味着一切顺利。阿布扎比刚启动入组时，每天的入组量仅有几十人。“对于临床试验来说是正常现象，尤其是疫苗来自别的国家，受试者总会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尽管对此有所预期，杨云凯依然感到头上有一座大山压着。

为此，杨云凯提出了无数的建议，当地电视台、新媒体也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政府官员带头参与临床试验接种疫苗。8月4日，入组量终于首次突破1000，此后每天也都保持在这个数目以上。

两个月，45000人

在阿布扎比开展试验的同时，长城项目团队在朱京津带领下积极推动在阿联酋周边国家开展联合试验，拓展新的临床试验现场，并先后在巴林、约旦、埃及等开设了分中心。

8月4日，作为技术负责人，杨云凯前往巴林参与临床试验入组工作，并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她要协助做好质量把控和督导，确保所有环节不能出现纰漏。

“每个人都是长城项目团体的一份子，往每个点派人时，我会兼顾到各个方面——负责质量把控的、负责现场接种的、负责数据整理的，这样才能保证及时解决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有比较难的共性问题了再反馈到阿布扎比现场。”

有了之前的经验，5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所有入组工作仅用了两个月，共完成了约45000人的入组量，为疫苗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也不同。”杨云凯说，入组结束后，试验以接种、采血为重点，目前主要进行的是病例搜集、观察疫苗保护力。“从知情、体检、采血、接种再到随访，四万多名受试者把所有流程走一遍，双方工作人员都付出了巨大努力。”

“阿布扎比的节奏不像我们那么快，刚开始的时候人家到点就要下班，我去沟通让他们也加班把当天的工作做完，后来慢慢也接受了。入组量平均每天1500的那段时间，至少有20多天我们一起熬到夜里12点，所有人都是连轴转。其实对于能够参加临床，当地的医生也是与有荣焉的感觉。”

谈及在国外的工作状态时，杨云凯说得最多的是“忙”“熬夜”。除了记录每天的入组情况、采血情况、病例收集情况以及随访率，还要经常熬夜写日报，“其他分中心的负责人也把日报返给我，我再汇总到一起，每天都不能落下。”

王伟和杨云凯共事7年，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经理助理，也是沙迦分中心的负责人。他评价杨云凯说：“杨主任是一个掌舵人，压力也很大，是她引领着我们把试验推向更好的方向。”但在杨云凯心里，项目组近200天时间里都在超负荷工作，这让她既内疚又感动。“我常跟说他们放假一天，但我经常食言，即便这样，项目组的孩子们也都没有怨言地把任务完成好。尤其是大家还来自不同的单位，都愿意听我安排。”

中国和阿布扎比有4小时时差，家人也只能找合适的时间和杨云凯联系，但经常扑空。“家人给了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但我亏欠儿子太多：没有陪他参加高考、没有给他办18岁成人礼……”为了弥补，杨云凯在儿子生日那天，特意请外国朋友录了一段阿拉伯语的祝福视频。“考上大学后就在学校住了，周末回家了我俩就聊聊天，我会问他大学生活怎么样，他会问我试验进展到哪了。当他看到疫苗在阿联酋上市的新闻时，会自豪地跟同学讲‘这是我妈妈参与的项目！’还特意把新闻转发给我。”

每当谈起有没有特别想回家时，杨云凯总是说：“如果有需要，我会继续待在这里，随时等候组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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