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1-01-14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这其中产生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是金钱和物质永远无法带来的。”
这一幕让担任梁宏阳感到欣慰，同时也感慨万千：从2020年年初被抽调为所里的新冠疫苗研发核心团队成员，到如今疫苗被纳入使用范围，整个研发团队经历了一次次的极限挑战，一支小小的疫苗背后，凝聚的是整个团队的心血和付出。
紧急集结
武汉的突发疫情让正在天津老家过年的梁宏阳坐不住了，当即买了回京的车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就匆匆离开了。刚进家门放下行李，梁宏阳就接到北京所总经理王辉的电话：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制疫苗。
为研制疫苗，北京所紧急成立了研发疫苗的六人核心团队，由王辉担任组长，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梁宏阳主要进行工艺研究。梁宏阳目前担任北京所疫苗六室副主任，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曾参与过EV71疫苗、狂犬疫苗、IPV疫苗等不少国家级、集团内部的重点研究课题，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大年初一，“六人小组”昼夜加班，拿出了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北京所科研团队就前往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做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课题汇报。2月1日，按公共卫生紧急课题，“2019-nCoV灭活疫苗”项目被批准立项。
对梁宏阳来说，最初阶段的工作主要是“两条线”：一是查阅资料，尽可能了解掌握新冠病毒的特点,初步设计工艺路线；二是与相关方面密切沟通，在北京所进行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的概念设计；两条线上的工作都非常重要，需要同时推进，每天起早贪黑，忙到半夜是常态。
初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从安全角度看，新冠病毒的培养、动物感染实验应当在生物安全三级（P3）及以上实验室开展。当时北京所还没有P3及更高等级的实验室，于是梁宏阳与其他几名研究人员前往位于昌平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将那里的P3实验室作为研制新冠灭活疫苗的主战场。
转战P3实验室时，具体的难题又来了：CDC进实验室的都是纯科研人员，而制作疫苗是应用研究，两者区别极大。为了保证安全，CDC的专家们对梁宏阳和同事进行了理论和实操的培训，只有通过考核才有进入P3实验室的资格。
细胞制备组组长张颖第一批进驻P3实验室的人员，回忆起考核的严格，她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为了防止病毒被带出实验室，被测者的防护服上涂抹上了一层荧光粉，操作不当就会导致荧光粉粘在衣服上，用紫外线照射后这些粉末就会发光，“身上亮晶晶的就是不合格，”张颖说。
经过突击学习，梁宏阳跟同事们很快就通过考试。“CDC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平时都操作小剂量的病毒，但我们要做疫苗，操作的量要大得多，CDC的工作人员担心一旦有失误，就会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梁宏阳说，“所以，我们当时又通过了多次的风险评估和模拟实验，在证明实验设计和操作万无一失的情况下，CDC允许我们进入P3实验室开展研究。”
进入了P3实验室，意味着梁宏阳团队要开始直面新冠病毒这个对手，真正的挑战也开始了。
关键时候冲上去
与北京所的实验室相比，P3实验室的负压环境程度更强，要求工作人员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不能超过4小时。“从负压环境里出来就像脚踩着一团棉花，很疲乏，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梁宏阳回忆。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梁宏阳和同事们就尽量少吃少喝，不去厕所。这些对于梁宏阳并不陌生，以前他在北京所的实验室研究IPV疫苗时也是这样，工作时几乎不喝水，一待就是7个小时，健康因此也受到了损害。
就在研究进入到细胞接种病毒环节的前一天，梁宏阳突然犯了痛风，左脚脚踝疼痛难忍，无法下地走路。得了痛风需要多喝水，加速身体代谢、缓解症状，但实际工作中又很难做到。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实验，梁宏阳吃下了大量止疼药。
“可能是以前工作落下了病根，”梁宏阳猜测。但眼下的问题如何解决？“当时能进P3实验室的就那么几个人，实验要用的反应器比较重，必须由我跟另一位男同事一起抬进实验室，”梁宏阳说，“关键时刻决不能‘掉链子’。”
第二天，剧烈的疼痛仍在持续，梁宏阳咬紧牙关，背靠墙壁把防护装备穿戴完成。“疼得没办法，就尽量用另一条腿使劲儿，那种感觉就像是腿折了你还得踩着它。”梁宏阳咬着牙，硬是跟同事一起把反应器搬了进去。
梁宏阳身材微胖，圆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两眼眯成缝。在同事眼中，他开朗、爱开玩笑、特别阳光。他聊起工作来思维敏捷，滔滔不绝，但提到P3实验室里的这一幕，他止不住地哽咽。他用一只手撑住额头，挡住了眼睛，半晌没说出话。
自从春节离家，梁宏阳很少跟家人提及这些经历，“每天打电话报个平安就好，说这些只会让老人担心。”
提到家人，梁宏阳说：“我的父亲是军人也是党员，他的一贯思维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就要冲上去，矫情、谈条件都不应该。我自己也是个挺‘老派’的人，我喜欢看《亮剑》，喜欢李云龙这个角色，遇到了困难就要冲上去，绝不能唯唯诺诺、瞻前顾后。”
极限状态
新冠疫苗研制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病毒的灭活，就是让病毒失去致病力同时又保持免疫原性。但由于不了解新冠病毒，灭活剂要放多少、浓度多大、温度多高合适……这些都是未知，需要用一次次的细胞实验来摸索。为了赶时间，梁宏阳团队在保证操作准确无误的同时加大实验密度，用大约两周的时间解决了这一核心问题。
病毒肆虐，每天都在吞噬鲜活的生命，疫苗研发就是与死神赛跑，时间是耽搁不起的，梁宏阳带着自己的团队高强度地工作：每天上下午各进一次P3实验室，撰写上交当天的实验总结，实验室的工作完成后再跟北京所的同事们沟通P3车间的建设情况，每天夜里大约10点，要与“六人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分析当天的工作成果，及时调整明天的实验方向。
有一次，为了赶进度，梁宏阳带着团队在P3实验室从晚上7点一直工作到将近凌晨4点，为了不违规，他们就中间短暂出去一下，再迅速穿好防护返回实验室。“我的团队是甘于付出、能打硬仗的队伍，我说要跟我一起进实验室，跟病毒打交道，没有一个人退缩，这一路走来，我很感谢他们，”梁宏阳说。
“没有自我，一切为了疫苗，”王辉用“极限挑战”来形容大家当时的工作状态，其间经历了多少艰难，吃了多少苦，每个工作者心里明白，“这背后有很多辛酸的故事，”王辉有些哽咽。
还远未到放松的时候
6月疫苗研发完成后，梁宏阳带着团队从CDC撤出，返回北京所，开始投身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的大规模生产。从疫苗工艺参数的研究，到车间建设，再到相关资料的撰写、申报，他参与了整个新冠疫苗的生产。
“疫情暴发时是在冬天，那时北京的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在风里摇晃。到4月份我们有了阶段性成果，可以临床试验时，树也有了蒙蒙绿意，而如今一转眼又是冬天了，”梁宏阳说，“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感觉时间不够使。”
如今，北京所生产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即将上市，但梁宏阳并不感到轻松：“我们背负的压力依然很大，有生物安全的压力、增产的压力、人员管理的重重压力，2021年依旧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北京所现有的生产车间每年可以产出1.2亿剂疫苗，在建的第二个车间可以年生产10亿剂。一方面是国家的巨大需求量，另一方面，中国的新冠灭活疫苗将会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给更多国家，这都需要想方设法在保证生物安全的情况下，扩大产量，“我们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零生物安全事故，希望中国的疫苗能够成为国家防疫事业的一张名片。”
眼下，扩充人手也成了梁宏阳的工作任务之一，提到选人标准，梁宏阳说：“我们需要专业能力要强，心理素质过硬，甘于、勇于奉献的人，愿意在这份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
新冠疫情的蔓延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和生活轨迹。经此一役，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这其中产生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是金钱和物质永远无法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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