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同时，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颁奖。曾经担任过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威尔纳•格里希就是其中之一，格里希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34年前，国有企业陈旧的管理体制并未被改革春风完全唤醒，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的消息，一度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34年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国企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人们对国企海外投资企业、合资企业中的“洋高管”早已习以为常。今昔对比中，“洋厂长”本身的典型示范意义已经淡去，不过，在国企改革向纵深挺进的征程中重温这位“洋厂长”的故事，“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却值得不断延续、传承。

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

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一片方形小树林,只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被周边密集的厂房和嘈杂的机器声包围着。

深绿色的冬青树叶,掩映着一位德国人的半身铜像。34年前,这位德国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震撼与轰动。

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威尔纳·格里希铜像。图|东方IC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5个月后,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出了第一批3位退休专家到武汉,在几家国营工厂里担任技术咨询。次年,格里希到了武汉,作为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他被安排到武汉柴油机厂（下称武柴）做技术咨询。

时至今日，武汉市档案局还完整保存着当时聘请格里希的原始档案。1984年185号文件是一份关于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会议纪要。文件写道：“聘请格里希任武柴厂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应当解放思想，以积极坚定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

“洋厂长”，严厂长

 

格里希1984年11月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经过考察，他提拔了工程师文远海（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职务。
图为格里希与文远海一起研究柴油机曲轴的工艺图纸。新华社资料图片

格里希厂长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新华社资料图）

威尔纳·格里希（中）与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分析柴油机的质量问题。新华社资料图片

武柴，曾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这个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

1984年9月,1米8的高个子德国老头,开始穿梭于柴油机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地停下来在小本上写写画画。他在当时的工作日志中,详细地记录着每个车间里细小的缺陷:柴油机的机油循环系统和水循环系统实在太脏了；质量检查员用的量具,精确度没有达到要求；试车房门口,大约有50台柴油机放在露天场地,遭到了雨淋和灰尘的污染；许多车间和部门,经常见不到生产负责人,劳动强度和工作紧迫性,几乎等于零……

“总装车间应当洁如医院,而实际情况距此何止千里!车间领导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方能提高装配质量。”

在多次与厂领导座谈中,格里希都会苦口婆心地提出改进意见。

那段时间,这位新厂长,每天背上一个工具包,装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穿行于车间,用卡尺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白手套摸摸机器是否清洁,时刻准备着检验产品的质量。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提到格里希上任伊始连砍“三斧头”。

针对工厂的积弊,他第一斧头砍向涣散的劳动纪律,每天厂长应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第一个到车间,工厂里懒洋洋的情景消失了。第二斧头砍向混乱的管理方式,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深入车间,解决生产问题,不能坐办公室瞎指挥。第三斧头砍向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将安置“关系户”的质检科“大换血”,变成高效的管理中枢。

格里希接任厂长的两年里，武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效应”

“武汉出了个洋厂长”开始为全国所知。随之而来的是他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对于国企改革的一场大讨论。工厂的工人、领导、大学老师、武汉市民……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有人反映关系户、走后门的情况，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厂效益不行的原因……”讨论持续了5个月，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

到了1986年的第二季度,为了加强基础管理,格里希集中精力起草工厂的改革方案,在两个多月中,他日夜伏案疾书完成了一篇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

此后,格里希的改革方案,也在武汉市三家国有企业进行试点。聘任“洋厂长”在当时引起如此轰动,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他搞活了一个武柴,更重要的是，国企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开了风气之先，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在改革开放初期, “格里希效应”对推动武汉乃至全国的国企改革影响深远。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名单（10名）如下：

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 阿兰•梅里埃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威尔纳•格里希

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　克劳斯•施瓦布

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松下幸之助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大平正芳

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 李光耀

我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斯蒂芬•佩里

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　莫里斯•格林伯格

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罗伯特•库恩

致敬！

（国资报告记者王倩倩综合报道 本文参考新华社《34年前,武汉请来一位“洋厂长”》、长江日报《武汉将“敢为人先”进行到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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