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30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不仅带动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更是树立起一座“特别”的丰碑，有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随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而逐渐形成。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曾说：“载人航天精神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特别’二字，‘特别’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

特别能吃苦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起步之艰苦，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再贴切不过。落后美俄几十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想要从“追跑”到“并跑”甚至到“领跑”，必然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最优解——苦，是吃定了。

今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绿树成荫，柏油马路笔直地延伸至各个厂房，身穿各色工装的航天人在厂房间穿梭，一幅忙而不乱的景象。时间倒退30年，那时的条件没有现在这样优渥。现年83岁的陈灼华是航天五院最早一批参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选址的同志之一，后来，他还受邀参加了海南新建发射场选址论证评审工作。

“‘921’工程立项之初，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条件和如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想打个电话都要请基地机关的同志帮忙，不像现在手机人人都有。”陈灼华回忆。1993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始选点建设为载人航天服务的发射塔架。在进行大量勘测后，载人航天发射场最终选取了既离生活区不远又相对安全的区域。随后，各大系统配套建筑开始在此施工，经年累月，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是全国各方面大力协同取得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工位、厂房等的建设方面，时间进度要求很紧。工程建设指挥部带着建设施工单位的人员采取“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的方式，克服重重困难推进工程进度。施工人员困了，就裹着大衣打个盹，饿了，就泡包方便面；连续奋战十几个昼夜也是家常便饭。

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航天员群体同样是胸怀航天报国之志、矢志献身航天事业的杰出代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出征太空之前，不敢直视送行人群中的女儿。她婆娑的泪眼，感动了所有人。“妈妈会给你摘一颗天上的星星。”王亚平这样安慰女儿。

在载人航天队伍中，大家说得最多的词是“团队”“我们”，只要有“团队”和“我们”，再多的苦也吃得下。正如航天八院神舟飞船副总师张崇峰讲的那样：“我们天天如履薄冰，我们非常明白，从事载人航天这份事业，要耐得住寂寞，要远离浮躁。”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战斗”，是载人航天队伍始终如一的坚毅恪守。成败系于毫发，质量高于一切。在打造第一个神舟飞船返回舱时，技术人员一起将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机件、每一个时间进度节点，都逐一排列，制定出的计划流程打印在纸上长度超过5米。这种精细化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加快了飞船的研制进度。

与此同时，仅用4年的时间，载人航天工程的基础建设也获得了重大进展，一座具有21世纪国际先进水平的航天城在北京唐家岭拔地而起。

2011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神舟八号飞船，实施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这在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规划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任务实施前的一天，航天八院负责对接机构研发设计的副主任设计师靳宗向等人发现神舟九号对接机构上的一个传感器捕获信号没能正常出现。他们当时就想作为同型号的神舟八号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

那时，神舟八号已经运抵北京，处于总装待命状态，但由于当时无法判断传感器两个触点的相对位置是否完全符合标准，他们当机立断，将对接机构运回上海重新拆卸检查。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解决了可能存在的隐患。

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在工程立项之初就加入了这支队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载人航天“三步走”的非凡历程。担任神舟六号飞船副总设计师时，杨宏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身兼数职，主持着各项工作。凭借着务实、稳健、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将神舟飞船的技术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13个分系统、643台设备、40万条语句、82个软件、10万多只元器件无一差错。即便现在已经担任了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也从未停止过学习、创新的步伐。他积极引入先进信息技术，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空间站智能化水平和平台综合性能。

从飞船研制之初到如今中国空间站即将建造完成，载人航天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体现着载人航天队伍追求一流产品质量、一流科学管理、一流技术水平的境界和不停战斗的情怀。

特别能攻关

载人航天是系统最复杂、科技最密集、创新最活跃的科技活动。这项工程不仅综合性强、协作面广、技术难度高、风险大，而且总工程研制周期长，任务十分艰巨。

专为载人航天工程研制的长二F火箭是“长二捆”火箭的改进加强型，它因肩负载人使命而与“长二捆”火箭有很大差别，必须先确定安全性、可靠性指标，再根据这些目标来进行火箭设计。当时，长征系列火箭才发射二十几次，技术积累和经验积累还远远不够。加之经费投入有限，研制载人火箭过程中哪些是必须要做的试验，哪些可以省去不做，上人前需要试验飞行几次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反复研究论证的问题。

在时任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等领导专家的带领下，结合当时的国情和经费情况，火箭研制队伍明确了针对火箭载人需解决的三大技术问题——提高可靠性指标、确保航天员安全和发射载人飞船的适应性。

现任航天一院长二F运载火箭总指挥荆木春曾是负责火箭故障检测处理系统研制的牵头人。彼时，该领域在国内是一片空白，涉及多项难题，荆木春和同事可参考的技术资料非常有限，具体方案的实现完全要靠自己在探索中研究解决。

为此，在方案论证阶段，荆木春几乎天天加班熬夜，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可行性报告的准备。随后，荆木春和同事结合实际情况，一次次修正、复核、改进，最终形成了故障诊断和逃逸途径的雏形，为中国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神舟飞船方面，很多最初参与研制的老专家甚至连飞船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但奋力攻关之下，硬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飞天之路。

自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一代代航天人自力更生、接续奋斗——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出舱活动，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先后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

特别能奉献

2003年，正当神舟五号飞船全力以赴准备下半年发射时，“非典”来袭。为不拖进度，所有人吃住在工作单位，全身心奉献在紧张的工作当中。2020年年初，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发射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研制人员在发射场坚守100多天，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航天科技集团，很多人喜欢将“四个特别”的载人航天精神写在墙上、挂在嘴边、记在心里，并不只是因为它简单、顺口，而是它那看似简洁却十分深刻的内涵时时刻刻提醒着大家，要向着个人期待、向着美好未来，行走出为国担当奉献的坚实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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