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国内外实践证明，对于国有企业的评价绝对不是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就能概括的，私有化也并非国企改革的灵丹妙药。笔者认为，要科学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必须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而代之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角。

　　坚持用生产力标准来看待国有经济

　　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产权制度，体现着一种生产关系。判断某一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就看其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工作中，生产力的标准可进一步具体为经济发展这个标准。判断国有经济是否符合当今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应看它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历史长河中，看待国有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有经济不断做强做大的同时，非公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使得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迅速超越了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这说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发展，提高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比单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安排。

　　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位一体的总格局，国有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子系统的贡献，还体现在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子系统的贡献，不仅有直接的、营利性贡献，还有间接的、隐性的社会责任的贡献。因此，在依据生产力标准进行分析判断时，也有一个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的问题。不如此，就不足以充分揭示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立足世情国情认识国有经济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周边某些国家同我国围绕领土的纷争也时有激化。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要摆脱成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危险，必须增强自立的本领。不论是政治自立、文化自立还是国防自立，基础都建立在经济自立上。应当承认，非公经济和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有侧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国有经济坚定地从国家利益出发，具备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具有强大的力量，因而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历史也证明，国企在过去和现在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也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同样不能脱离这个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比较低，地区、行业、产业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要改变这种面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首先实现重点带动、重点突破。虽然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产业形态严重低值化、低端化，高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不强。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首先是建立在中国产业的大发展、大升级的基础上，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全球产业竞争能力的世界级企业率先突破。从我国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目前的现状看，能够充当排头兵和领头羊、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一展风采的，目前主要是国有企业。

　　从知识溢出的角度看待国有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和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关键在于知识的追赶。而从先进国家获取知识溢出，是知识追赶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追赶的过程。

　　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有两次大飞跃，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多年中，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次经济大飞跃，相伴而行的是两次产业知识大流入。上个世纪50年代主要依靠从苏联获取的知识溢出，创建了大量骨干国有企业，再由这些国有企业将新获得的产业知识溢出到其他企业，从而使我国基本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产业发展所需知识主要依赖从西方获取知识溢出。知识溢出理论也指出，知识获取方与知识溢出方之间要有一定的知识差距，这是知识溢出的前提，但差距又不能太大。知识差距太大，被溢出方无法有效理解和吸收先进知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民营、个体经济非常弱小，此时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中国获取知识溢出的重任。通过引进技术、设备、人才，派人出国考察和学习培训以及创建合资、合作企业等方式方法，获取了大量的先进产业知识。大量国企人才流向社会，又将这些知识在中国加速溢出。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民营或乡镇企业的创业者、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是从国有或集体企业出来的员工。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在中国两次知识大飞跃中，充当了国外先进知识溢出的吸收者和二次溢出者，成为国外先进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放大器”和“加速器”，使得中国社会快速获取了产业发展所需知识，创造了中国两次大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由此看来，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是其他经济成分快速发展背后的重要贡献者。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我国至少应当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作为引领中国民族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排头兵、领头羊，通过率先突破而提升民族经济整体水平；三是作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在维护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四是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通过知识溢出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以上四大角色，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经济奇迹。在未来对国企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该充分考虑这四大定位，制定改革方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体系。

　　（本文章摘自2014年《前线》第七期，作者：吴文学，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集团副总经理；祁金利，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