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战略以来，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使得国内工业部门得以对接世界市场，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有效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辩证地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会由于外贸依存度提升而导致关键和核心技术不足、产业结构失衡、内需不振以及对国外市场依赖严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趋势的显现，以上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有所加剧。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一重要论断再次阐明，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针对全球疫情冲击的短期应对之策，更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将更好地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长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今年上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全面企稳回升，同比增长3.2%，明显好于预期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相对短时间内促使经济重新回到稳步复苏的轨道，实属不易。一方面，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具有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基础和能力。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持续释放，为新发展格局构筑了重要支撑。从需求看，2019年，我国商品零售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并具有继续稳步增长的空间。从供给看，我国基于大市场规模所形成的强大的产出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资源整合创新，将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无论是从国际发展实践经验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看，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中等以上人口规模经济体发展的重要节点，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形成，也表明经济的抗压能力与稳定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是经济增长动能和要素红利加快转换，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了强大动力。从经济增长理论看，一国经济增长要么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要么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效率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集约型的和内涵式的。其中，科技创新是提升效率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产业发展加快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为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动力来源。

三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为新发展格局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取得40多年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后面对各类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的长期国策。我国通过不断加强各项改革力度，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调整生产关系，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重要开放平台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业等领域重大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为我国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通过解除供给约束，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和潜力，促使要素实现优化配置，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我们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持续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三个比重”，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切实扩大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郭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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