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不仅推动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而且在谋划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来推进经济增长。但要更好地发挥“新基建”的作用，还需进一步厘清“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分析“新基建”促进宏观稳定的重要条件。

“新基建”能否真正实现既定目标，核心在于能否顺利出现技术革命。如果“新基建”投资符合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那么“新基建”投资将有助于促进或者加快技术革命的出现，助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加速变革就值得期待，但如果“新基建”投资偏离经济社会发展轨道，那么新技术革命可能就无法如期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实现既定目标的前提是政策制定部门能够有效研判下一轮科技革命，只有认清未来科技革命的方向、演变路径及重点领域，才能有效地推动“新基建”有的放矢，这样的“新基建”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否则可能会出现巨大浪费甚至巨大损失。

然而，技术创新是小概率事件。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技术革命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等微观主体通常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研发创新的投入，世界主要国家大多注重对研究创新的支持，以提高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创新意愿，但政府的介入未必就能实现加速技术创新或者技术革命的目标。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增加新能源汽车研发投入以期待引领或者掌控新能源汽车技术前沿。但截至目前，新能源汽车在电池材料等重要领域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仍不明朗，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还得靠政府强有力的补贴。新能源汽车经历了多年发展并未实现既定目标的事实表明，新能源汽车等技术革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领域的投资也就值得审慎评估。

除了新能源汽车的创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外，近几年不少国家对3D打印及数字货币等方面也进行大量投资，这些领域也尚未实现既定目标，表明“新基建”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就是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在未能有效研判技术创新前景之前，大规模的“新基建”投入必须比较谨慎，特别是盲目针对某些专门的行业或者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补贴，可能无助于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且还会产生负面的冲击。从世界各国创新实践来看，完善创新体制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促使全社会形成万众创新的局面，技术创新乃至技术革命就可能在微观主体全面创新实践中出现，从这个角度看，促进“新基建”发展的政策重点就在于如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一方面，“新基建”要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或者技术革命创造高效安全可靠的互联网环境，为各种相关创新提供可试验、可运行、可兼容等要求的实验环境。从这个角度看，通信网络建设将成为短期“新基建”的重点内容。通信网络建设重点要部署比4G更为先进的5G网络，但并非全国范围内都大规模部署5G，因为5G网络的相关应用尚不明确，目前不少应用在4G环境下已经能够得到普遍广泛的使用，而且不少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仍然局限于概念，在此背景下，可以先考虑在一线城市或者重点城市部署5G网络，推动建设各种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待相关应用创新较为成熟之后再向全国范围推广。与此同时，必须密切关注6G等新的网络技术发展，确保为未来新的技术创新提供最好的互联网环境。

另一方面，“新基建”要着力营造推动各领域创新的产业环境，特别是为“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创造各种应用场景。5G等高效网络的不断发展，为未来各种其他产业对接互联网创造重要的基础。如果各个产业的业态足够完善，那么“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就有望催生出各种新的应用，这也是近年来世界不少重要创新的基本模式。对此，“新基建”推动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方面的建设，就成为未来很重要的内容。当然，相关建设应本着成本与收益平衡的角度稳步推进，可以考虑选取部分城市作为试点，有些城市重点部署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有些城市重点发展大数据中心，为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创造环境。

总体来看，“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相比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显著特点是侧重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相关领域的大量投资有助于扩大内需并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技术创新引发新的技术革命，有助于推动生产力较快发展，为经济中长期增长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新基建”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技术创新或者技术革命成为发挥“新基建”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的关键。但技术创新或者技术革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新基建”重点并非针对专门行业或者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而应着眼于如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特别是着力发展优化技术创新的互联网及产业环境。 （陈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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